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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 2012
 

如何读懂近代中国


   作者:陈治涛 发表时间-9 :4:32  阅读( 175 )| 评论( 0 )

如何读懂近代中国

马勇


马勇,1956年生于安徽,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近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等。


编辑嘱我写几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想了几天,我觉得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三本书可能对我的读书生涯影响最大。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上大学前,我当过兵,挖过煤,当然还是农民出身。当兵时因上过高中,算是有点文化的兵,因而遇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今天看来很荒唐的事情,居然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其实并不好懂。好奇心是最好的学习动力。有机会读大学了,而且读的就是历史系,我自然而然想弄清原来不懂的那些人那些事,所以刚入学就到图书馆借了侯外庐这套《中国思想通史》。

《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从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一路写下来,洋洋洒洒,再加上他的配套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等,侯外庐的著作最全面描述了中国思想历史进程,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历史启蒙教科书。

初读此书,读懂的东西并不多,不要说那些深奥的哲学道理和侯外庐先生特有的“欧化语言”风格,即便大量原始文献也有许多字根本就不认识。我将那些不认识的字一个个标注出来,弄清意思。一遍下来,至少多认识了许多字。后来再读第二遍,渐渐领悟了一些道理,慢慢知道了中国思想史的逻辑结构和体系,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表述中国思想史。

根据《中国思想通史》的提示,我在大学阶段尽可能去借阅书中提及的原始文献。同时配合阅读了梁启超、胡适、钱穆、冯友兰等人的相关著述,几年下来,渐渐对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我后来对中国叙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顺便还想说一句,或许是因为这部书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在1986年研究生毕业时,联系的工作单位就是侯外庐先生创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去报到,转到了近代史所,开始了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工作后,我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近代中国。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我影响最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的研究思路甚至表达风格。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我第一次接触大约是在1980年代中期。它给我的震撼不是清新优美,不带教条、说教的文字,也不是明白如水的流畅叙事,而是这本小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中国叙事框架,让我知道在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史家的“悲情叙事”之外,还有一种并不悲情,反而昂扬向上的近代中国叙事。蒋廷黻的讲述使我感到震撼,我在此后数十年的近代史研究实践中,其实都在竭力模仿蒋廷黻的叙事风格,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诠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路。

就学术渊源而言,蒋廷黻的美国导师卡尔顿·海斯教授是著名的政治社会史专家,是新史学开山祖师鲁滨逊的弟子。新史学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他们对旧史学给予严厉批评,以为旧史学只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对经济、地理、文化诸要素的综合分析,缺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史学之新就在于综合,在于以达尔文社会进化论观点去分析综合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新史学公开宣称历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参与历史的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

蒋廷黻和新史学的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大,由此使我重新思索西方史学家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真实意义。我觉得,历史学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旧古董,从孔子开始的中国历史学一直强调的都是历史学的治世功能。孔子所谓“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实就是说历史学必将影响政治发展,必将让乱臣贼子惧。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说历史学家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生命存在迫使他觉得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更有意义,而不是用今天的观点去影射历史。影射历史算不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解,只有从当代出发研究过去,而又能用过去的经验教训介入当代政治发展,方才摸到历史学参与历史创造的真谛。

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我们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他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

蒋廷黻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冲撞或鲁莽颟顸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从蒋廷黻开始,我慢慢追踪蒋廷黻这些学术观点的发展理路和学术史背景,使我觉得要想弄清近代中国历史走向,要想在近代中国研究上有所突破,一定要有大历史格局,要有世界史情怀,要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放在世界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因而慢慢找到了蒋廷黻的学术源头,找到了马士的这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马士曾长时期追随赫德,在中国海关服务,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应该算是参与者。他知道近代中国海关的运转情形,也知道赫德介入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马士充分利用了西方国家的档案史料,构建了一个全新框架的中国近代史。此后,蒋廷黻,还有曾接受过蒋廷黻指导的费正清,其实都是在马士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都带有马士的影子。

马士并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经历去讲述花边趣闻,没有像许多来华西方人士那样,使用传奇笔法揭示所谓内幕。马士用学术语言重构了一个西方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史。而且,由于马士身临其境,身在其中,因而他的一些叙事,他对一些事件的理解和对历史脉络的清理,是“纯粹”的历史学者根本不可能企及的。

在中国研究者的叙事中,除了蒋廷黻等少数史学家,大多数中国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在近代的遭遇描述成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角色,但这种基于国家主义情怀的描述,显然没有弄清楚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回应,也是世界一体化的必然章节。中国在这个回应的第一轮,没有及时跟进,原因很多,有中国文明本身的因素,也有中国市场的不发育因素,但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工业化、世界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马士对近代中国道路的描写尽管有西方视角的缺憾,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毕竟增加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兼听则明。我从马士的著作中不仅看到了丰富的档案史料,而且对于我重新理解近代中国道路,重构中国叙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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