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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说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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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 2020
 

遵义会议后平反起用的十位红军将领


   作者:丁光辉 发表时间-21 :13:2  阅读( 69 )| 评论( 0 )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纠正了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遵义会议还使陈赓、肖劲光等十位曾遭受错误处分的将领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先后陆续得以平反或起用,成为后来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



陈赓:中央特科被捕受诬,终以功劳换回党籍
陈赓,湖南省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从1928年起,他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陈赓在上海被捕,并由上海押往南昌监狱关押。正在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亲自对他进行劝降,许以高官厚禄、金银财物,希望他回心转意。陈赓不为利诱,大义凛然,严词拒绝。1933年5月,经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 陈赓终于脱险获得自由。但是这段入狱的经历并没有结束,党内竟然有人怀疑陈赓当时是因为“叛变”才获释的,他的党籍也没有被恢复。据陈赓儿子陈知建回忆,当时王明说:陈赓这家伙被捕了,要么会死, 要么会叛变,既然他出来了,那肯定是叛变。于是就派人来杀他。奉命去杀陈赓的人原来是陈赓的部下,他找到陈赓,说我是来杀你的,你快跑吧。陈赓就跑到了苏区。1933年8月,陈赓辗转到了中央苏区。由于他被捕4个月,组织上要对他进行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不能担任要职,于是他被分配到“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当校长。



1934年10月,陈赓随中央红军长征,被任命为红军干部团团长。干部团是干部的预备队伍,绝大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的连排干部;同时,它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的情况下,那些遭受迫害、受处分的干部也都被当成包袱丢在干部团里。即使是团长陈赓本人也还在接受审查。长征途中, 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做警卫工作,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必要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陈赓率领干部团担任会议警卫工作。周恩来说:“你应当像在上海保卫党中央那样保卫这个会议的召开”。陈赓率领干部团的战士们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任务,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立下了大功。会议结束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陈云,代表组织找陈赓谈话,并宣布恢复他的党籍。



肖劲光:黎川失守被判刑,毛泽东力保逃过一死
肖劲光,湖南长沙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十二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等职。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进犯黎川县县城的,是陈诚指挥的北路军周浑元部的3个师3万余人。当时,苏区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就是肖劲光。就在周浑元部进犯黎川县城的前一个星期, 李德已将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全部调走,黎川县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肖劲光手下只有一支70人左右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面对悬殊的敌我态势,肖劲光只好率部撤出黎川县城,退到60公里外的溪口。



黎川失手,让博古和李德十分恼怒。他们把肖劲光召到“前总”所在地福建建宁关押起来。博古和李德想对在军队中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于是借“黎川事件”拿肖劲光开刀。因为肖劲光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后,在反“围剿”斗争中,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学的更适合中国国情,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肖劲光被关押后,“前总”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对“肖劲光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对肖劲光个人进行斗争和打击。1934年1月6日上午,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在瑞金对肖劲光实行“公审”。在没有充分调查和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就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 判处5年徒刑,无上诉权。甚至有人提出要杀掉肖劲光。



“公审”肖劲光之前,毛泽东对此事并不知情。“公审”大会后,毛泽东闻讯,便立即委托贺子珍去看望肖劲光。对要杀掉肖劲光的意见,毛泽东更是坚决不同意。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也不同意杀掉肖劲光,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一个月后,在毛泽东等人的极力保护下,肖劲光没有被杀,也没有入狱服刑,而是被派去红军大学任战术教员。



1934年10月初,红军大学接到通知:准备转移。红军大学被改编成干部团的上级干部队,肖劲光被任命为队长。不过,个别领导对他依然不放心,为防止他逃跑,竟布置了一些人暗中监视他。1935年2月底,在第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中, 肖劲光率干部队的队员和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后卫部队共计不到200人,在娄山关地区与国民党军的一个师进行殊死战斗, 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为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遵义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战后的当天晚上,肖劲光赶到遵义城,周恩来亲自会见了他。据肖劲光后来回忆:一见面,他(周恩来)就关切地问:“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我回答说,都住下了,没有伤亡。他听了很高兴,赞扬我们在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随后,他对我讲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说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错误路线, 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上。他还告诉我: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要考虑重新安排你的工作。听到周恩来的话,肖劲光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数十年后,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四渡赤水后,肖劲光被调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替叶剑英担任军团参谋长。



罗明:执行毛泽东游击路线遭打击,遵义会议后被起用
罗明,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 1927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28年2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从瑞金来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到了前方后,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前去迎接。在听取汇报中,博古了解到罗明拥护和贯彻的是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不以为然。不久,他以罗明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为由,发起了反“罗明路线”的运动。后来,这场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许多同志在运动中被冤枉、诬陷,甚至被杀。罗明也是其中之一。1933年2月,罗明被免去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与夫人谢小梅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处长兼党班班主任,负责编写党的建设教材,讲授部分课程。长征前夕,李维汉来到党校找罗明谈话,说要派学员去苏联学习,要罗明列出百余人的名单。在开始长征后,罗明才知道,李维汉要选派的学员其实并不是去苏联学习,而是随中央长征。



1935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他指示要起用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打击的干部。很快,“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罗明就被起用了。恢复工作后,罗明担任了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和胡耀邦在指挥部队隐蔽时,同时被敌机炸伤。胡耀邦轻伤,罗明被炸成重伤,左手大动脉被弹片击中,流血过多,当时就昏了过去,被送到了干部休养连治疗。因伤势太重,罗明被留在了贵州休养,最终未能走完长征。



陆定一:受王明迫害刻字、贴标语,遵义会议后成为军宣传部长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代表时,同王明等“左”倾主义产生了分歧。1930年陆定一回国,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上台。他利用手中权力打击迫害陆定一,先以“调合主义”的罪名,撤销其工作;继而给陆定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降职处分;1933年,又诬陷陆定一“逃跑回家”,将他开除团籍。当时的临时中央代总书记博古曾对陆定一说:“你就在我楼下办公,当个‘刻字匠’吧!”具体工作是刻腊版,给报刊写写一般性的文章。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没有任何职务的陆定一扛着一根梭镖匆匆上路。途中,陆定一干重活、抬担架、挑东西, 和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没有差别。后来, 队伍在途中需要做宣传鼓动工作,陆定一就写标语、贴标语。他撰写的通讯《老山界》详细地记载了红军长征及宣传工作的情况, 记录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困苦,也记录了一个普通宣传队员一天的工作。通讯体现了红军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鼓舞士气发挥了作用。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陆定一人生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不久,长期遭受压制打击的陆定一被重新起用,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接替邓小平主编《红星报》。1935年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9日,陆定一即在《红星报》第十期上刊登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 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红星报》第一次向全党全军宣传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决议,极大地振奋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杨至成:总供给部长任上被降职,遵义会议后被起用,绝境筹粮
杨至成,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他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1930年4月至1933年1月,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统管全军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曾指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 增加收入。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卓有成效地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随后,“紧跟”毛泽东的杨至成也受到牵连。“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时,以杨至成“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为名,撤销了他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的职务,贬为负责军容风纪的队列科长。



1934年10月,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边城黎平,来到了杨至成的家乡。由于当地地瘠民贫,老百姓从未见过红军,又受反动宣传的蒙蔽,不少人躲进了深山,并藏起了粮食,红军生活遭遇了极大困难。杨至成利用自己是贵州人,且是侗族人的身份,到部队驻地周围的村寨开展工作,向他们宣传红军是“干人儿” (即穷苦人)的队伍,是打欺侮“干人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红军队伍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缓和不少,长征队伍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红军反“围剿”战争中的后勤供给工作:“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这是对杨至成所负责的红军 后勤工作的正确评价。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决定立即起用杨至成,任命他为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杨至成受命后,立即在遵义、桐梓等地大力筹集粮食、物资,充实红军财政收入,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奠定了物质基础。红军翻过大雪山后,杨至成受命在毛儿盖、芦花荡等地筹集粮食30多万斤,支持中央红军通过草地,使濒临绝境的红军渡过了难关,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方强:因听从毛泽东的作战建议而被关保卫局,遵义会议后起用立功
方强,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江青年义勇队政治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1师2团政委等职。1933年6月,方强从中央警卫团政委调任红二十二师政委,率部近万人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江西会昌筠门岭。当时,前任师长程子华被调走,接任师长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强肩负起整个作战的指挥重任。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红军不能按照正确的战略战术打仗,红二十二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战斗,最终只能被迫撤退。而毛泽东此时正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了赣南。他虽已不再担任红军总指挥,但时刻心系红军的生死命运。毛泽东与方强非常熟悉,在获悉撤退的情况后,他直接给方强打电话,告诉他要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建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二十二师在后来的战斗中打了胜仗。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知道方强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撤销了他的师政委职务,并把他关进了国家保卫局。1934年10月初,方强被押着随中央红军长征。



在抢渡湘江后,红军突然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按照原先计划, 红军应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方强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悄悄地问保卫营营长吴烈这是谁的主张。在得知是毛泽东的主张时,方强重新看到了希望。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即“遵义会议决议”)。正是这个《决议》, 挽救了方强和一批关押在保卫局的红军干部的政治生命。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郑重地向方强宣布:你自由了,党将重新给你分配工作。方强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红军干部团,先担任政治营的政治教员。不久, 调任干部团的党总支书记。卸下了“包袱”后,干劲十足的方强率领侦察排,伪装成国民党部队,强行渡过金沙江的皎平渡, 一举打下火焰山阵地,歼灭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夺取通安州战斗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使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洪水:外籍中执委被诬险丧命, 遵义会议后摘掉“高级特务”帽子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6生于越南河内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到广州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在广东东江参加了武装革命斗争。由于敌人称东江的红军是洪水猛兽,在1929年一次红军干部大会上,武元博就说:“敌人骂我们是洪水猛兽,好, 我就改名为洪水!”1932年,洪水担任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4年, 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洪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党内唯一的外籍委员。由于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毛泽东受“左”倾错误路线排挤时, 他被诬为“高级特务”,开除了党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在朱德、刘伯承的关心下,洪水被编入中央干部团,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路线,中央撤销了对洪水的处分, 为他摘掉了“高级特务”帽子。据洪水的长子、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委员会法案室原主任陈寒枫(随其母亲陈剑戈姓)2011年7月5日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回忆, 当时的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后来亲口告诉陈寒枫:中央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作出决定后,是他亲自找洪水谈的话,并当面宣布恢复了他的党籍。因而,洪水对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认识比一般人更为深刻,他曾多次表示: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挽救了我洪水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征途中,洪水曾第二次被打为“国际特务”。原来,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部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发生了争执。洪水不畏权势,坚定地站在正确立场上,当面与张国焘争论起来,指责他的错误路线。洪水的态度和言行激怒了张国焘,出于报复,张国焘将他定性为“国际间谍”,并准备予以处决。后经朱德、刘伯承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但是被再次开除了党籍。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受到批判,洪水勇于同错误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受到表扬和肯定,党中央再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又恢复了他的党籍。尽管两次蒙冤, 但洪水在挫折面前选择了勇敢面对,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到革命中去。1955年, 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军官中唯一的外籍将军。由于他已于1948年1月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所以洪水成为军界少有的两国将军之一。



王观澜: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遵义会议后被起用为中央工作团主任
王观澜,浙江临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31年初,王观澜秘密回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指派他担任总编辑,主编《红色中华》。当时,王观澜的住处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后来,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领导集体,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王观澜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的正确意见。此举引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不满,他被强行开除党籍,撤销了《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并以“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决党籍问题”为由,恢复了王观澜的党籍。随后, 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



身处逆境,王观澜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不怕戴“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毅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工作。王观澜把铺盖搬到农民家中,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了解的情况更多、更细、更实,毛泽东深为赞赏。



1934年10月,王观澜踏上了长征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恢复了领导地位。随即,党中央起用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在翻越雪山的进军过程中,为了保障红军能顺利过草地北上抗日,王观澜奉命筹集粮食。他四处奔跑,加之身染重病, 处境极度困难。毛泽东得知后,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 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 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历经千难万险,才顺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周子昆:险些成为李德“杀一儆百”的冤魂,毛泽东枪下救出未来红五军团参谋长
周子昆,广西省桂林市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28年4月到井冈山后,历任红4军教导队副队长、独立22师师长等职。1934年4月,他和22师师政委方强等认真总结部队作战失利的教训,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打法,组织精干部队,抓准战机,向敌军的侧翼突然出击,快打快撤,干净利落地吃掉了敌人五六支前伸的部队。接着,他又亲率师主力5个营夜袭周田,歼灭敌正规军一个营和大批地方武装,初步扭转了赣南战事的被动局面。1934年6月中旬, 毛泽东看了二十二师的《战斗详报》,亲临该师驻地会昌县李官山,勉励部队,并同该师营以上干部座谈。在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的词中所提到的“风景这边独好”,就是对周子昆等赣南军民的高度赞赏。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二十二师编入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纵队的左翼掩护任务。12月初, 红一方面军抵达桂北,蒋介石调集25个师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红九军团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的五路追剿军蜂拥而至,二十二师左冲右突,伤亡惨重。周子昆负伤后, 仍率余部突出重围,追上了主力。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的数量已从长征开始时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一种失败与埋怨的情绪笼罩着全军。李德为推卸责任,竟拿周子昆开刀,斥责他“临阵脱逃”, 命令警卫班把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关键时刻,毛泽东出面干预这种错误做法。他拉着周子昆对一脸怒气地对李德说:“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说着就把周子昆领走了。后来,李德追问毛泽东是如何处置周子昆?毛泽东说:“我把周师长放了,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叫‘立功赎罪’,不过周师长是没有罪的。罪在上面!”李德听了气急败坏,与毛泽东争吵起来。为了保护周子昆,毛泽东不惜与李德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毛泽东的极力保护让周子昆逃过了被杀的劫难。后来,毛泽东将周子昆送往附属医院,叮嘱他沉住气、养好伤,日后再“执掌兵符”。



不久,中央红军攻打下贵州重镇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周子昆随即复出担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1935年1月24日,他接替生病住院的陈伯钧出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二战遵义、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中,他积极协助军团首长, 指挥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以实际行动报答了毛泽东的救命之恩。



李井泉:两度被撤职,遵义会议后起用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
李井泉,江西省临川县人,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做联络工作,时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随即,他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担任)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赏识。李井泉先后担任红四军补充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赣南独立第三 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等职。



由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1933年初夏,在前线的李井泉得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中革军委接受“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实际是指责他拥护毛泽东路线,要他交待自己的“右倾错误”的,还要他揭露邓、毛、谢、古等人。谈话后,负责人对李井泉宣布了三条处理意见:一是通报批评; 二是取消其上“红校”深造的资格;三是从主力红军下派到地方武装带新兵。这既是党内处分,也算是惩罚。李井泉以大局为重,服从分配到红三军团第一补充师任政治委员。



1934年春夏之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极度艰难时期,当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三补充师政委的李井泉接手对突击扩红组建的部队进行集训。尽管他工作做得很细,但仍发生部分新兵走失的现象。他如实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其实, 当年出现这种现象的部队很多,但由于李井泉是曾被列入“右倾机会主义”黑名单的人,所以他带的部队出了逃兵的情况就成了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文章的“依据”。李井泉随即被撤职查办,并在军队干部中开展批判。



1934年10月,李井泉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井泉的问题被重新审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被撤销。不久,他被起用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抓好直属纵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红军大部队做出表率。后来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曾经就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度遭贬的事,要他写个申诉材料报中央。而李井泉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在后来的长征中,李井泉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 他两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为革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来源:《党史纵横》2014年04期,作者张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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